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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 > 人文 > 参加中国文革的外国人 精华区  版主:
楼主
2005-08-02 11: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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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专家写出“造反大字报”


  1966年8月后,在中国的许多外国留学生、专家,也像中国学生一样,搞起“大辩论”、“大字报”。


  来华工作的阳早、史克、寒春、汤普金森等4个美国专家写出了题目为《为什么在世界革命心脏工作的外国人被推上修正主义道路???》咄咄逼人的大字报:“是哪个牛鬼蛇神指使给外国人这种待遇?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不论他是哪个阶级,不论他对待革命是什么态度,都受到了这种‘五无、二有’的待遇:五无:一、没有体力劳动;二、没有思想改造;三、没有接触工农的机会;四、不搞阶级斗争;五、不搞生产斗争。二有:一、有特高生活待遇;二、有各方面的特殊化。这种待遇是什么思想支配的?这是赫鲁晓夫的思想,是修正主义的思想,是剥削阶级的思想!我们要求:生活待遇和同级的中国工作人员一样,取消特殊化。”


  毛泽东在10天后的9月8日,对4位美国专家大字报作了批示:我同意这张大字报,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请你们讨论一下,凡自愿的,一律同意作。


  毛泽东还在“自愿”二字下,打了两点,表示重要。美国专家的大字报和毛泽东批示立刻在全国引起重要影响。


  大字报4位作者中,阳早和寒春是一对夫妇。阳早是美国农学家,1946年就到中国,决心改变中国农业的落后面貌。寒春原在美国从事核物理研究,曾参加过世界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在芝加哥核物理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时,与杨振宁在同一研究小组。她为了爱情和理想,1948年追随阳早来到中国。夫妻二人到过延安、黄土高原、内蒙古大草原、西安草滩、北京郊区农场……二十多年来像中国人一样,为中国农牧业机械化辛勤地工作。


  毛泽东为4位外国专家的大字报作出批示后,北京不少外国专家也纷纷“造反”了,建立起“白求恩———延安造反团”、“国际燎原造反队”等造反组织。在中央广播事业局工作的美国专家李敦白就是一个典型代表。李敦白出身名门,原是美国共产党党员。1946年,他在联合国救济总署驻华办事处工作时,认识了周恩来,后来来到延安。“文革”开始后,李敦白成了“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的头头,1967年“一月风暴”掀起后,李敦白以“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身份参加了广播局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夺权”斗争,当上该单位“革委会”领导成员。可是,政治风云变幻莫测,1968年2月,红极一时的李敦白却被当作“国际间谍”被捕入狱,至此,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


  免费“大串连”的洋人


  湖南省韶山,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文革”时,在蜂拥而至的红卫兵队伍中,出现许多白肤黑肤、白发黄发、蓝眼睛褐眼睛的外国人。


  当成千上万的中国红卫兵挤得汗流浃背、脚被踩肿去瞻仰革命圣地时,洋人们被送到不排队的地方从容参观。还常有非洲等地留学生,在毛主席故居等“圣地”咕咕噜噜地学习《毛主席语录》,早已准备的记者立马拍摄,登在报上的“世界人民爱毛主席的书”大照片,让“文化大革命”锦上添花……


  在北大附中读书的村山喜二,父亲是日本大学教师、中国问题专家,他没料到儿子在中国成了具有红卫兵思想的日本少年。当时口号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生都要到农村劳动。但郊外有市公安局的牌子:“外国人不得逾越!”村山喜二不能下乡,难过万分。他给毛泽东写信:“要求能和中国学生有同样待遇、同样革命!”“文革”开始后,村山喜二如猛虎出笼,和中国的红卫兵一起“造反”起来。他曾和不少高干子弟以“联动”的名义冲击公安部,被抓住受审查。那些高干子弟后来一个个都释放了,而村山喜二经审查,才晓得是个“洋红卫兵”……当时还怀疑“他是不是日修派遣的特务?”有关方面不敢怠慢,急急忙忙上报。中央“文革”下令:尽快释放!


  有趣的是,20年后,村山代表一个日本商社来华,宾馆见他北京话溜熟,以为是冒牌日本人,再三盘问。这个当年走南闯北的外国红卫兵,只好用流利日语说话。宾馆于是彬彬有礼了,这让他感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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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
2007-04-26 13:4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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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二十世纪后四十年里中国大陆上两次重大的历史时期。一次是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一次是至今尚在深入的改革开放。

    这两个狂飙般历史时期无疑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华民族的思想、性格、命运,并且,内中有着讳莫如深的微妙关系。

   小说《狂飙》三部曲:《祭坛》、《迷惘》、《皈依》便是写上述四十年间的故事。

    这三部长篇小说,以三代人、几对青年男女的感情纠葛为主线交织出文革和改革的广阔社会生活场景。由于时代氛围、家庭环境、文化背景、思想志向、年龄性格不同,他们的爱情色彩斑斓,表现迥异。或者传统蕴藉,缠绵悱恻;或者深沉清纯,回肠荡气;或者粗豪泼辣,率真深切;即便前卫另类,狂野浪荡,也别有情趣,动人心弦!但,笔者的描写不是煽情,更绝非媚俗滥情宣淫。俄国作家屠格涅夫喜好把他小说里主人公放在爱情中考验。我则认为,爱情不唯考验男女主人公,更考验其所处社会与时代的品格。这便是爱情故事总能感动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审美意义,也是我倾心打造爱情故事的原由!

    四十年前,我刚刚大学毕业分配工作,即卷入政治漩涡,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拟定为死刑而终于虎口余生。

    其间,先后当过“四清”工作队员、教师;种过田、种过茶、种过瓜果;炒过茶叶、修过果树、打过鱼;当过木匠、泥瓦匠、漆匠、解匠。

    在遭公安部通缉的日子,我还采过菖蒲、藜蒿、捉过青蛙以作糊口计。然而,最终没逃过锒铛入狱的厄运。并且,戴上三付重达三十余斤铁镣,一戴就是一年零八个月。戴镣时,正值炎夏酷暑,十冬腊月也不开镣让我换衣服!是老犯人教我如“玩九连环”般添换内裤、夹裤,方始度过漫漫严冬!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如春风吹散漫天阴霾,我终于平反获释出狱。

    回到故居,我并未重执教鞭,而是经营百货行当获得第一桶金,成为少数先富起来的人。并且备受关爱。然而,因为直言快语反对乱摊派,得罪当权者,不得不出走他乡。后来,参与创办著名的下岗再就业基地,出任副总经理。

    而今,每忆及文革受尽摧残磨难,九死一生,销蚀掉人生最美好的年华,感慨万端,挥之不去。不把那些事儿和体验写出来,简直连自己都对不起啊!          

   《狂飙》三部曲的第一部《祭坛》时间段为,“ 5 ·16通知”的发布至武汉“7·20”事件的爆发;第二部《迷惘》写“清理阶级队伍”到“粉碎‘四人帮’”;第三部《皈依》写对“凡是派”的批判和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也是前两部书里主人公的命运归宿,故事的大结局。其中,《祭坛》应是三部书的基础。所有故事由此生发。

   《祭坛》酝酿、思考、构思了几十年,也就是说,从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展开,我就起了这个心愿。

    三十年来,有关文革的纪实、回忆录、传记、述评和文艺作品,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奇怪的是,迄今为止,几乎所有著述,只辩析高层领导的矛盾、斗争、微妙心理,至于如大海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中芸芸众生,尤其数以千万计热血青年的献身精神,竟受到忽视和忽略。这显然是一种唯心的英雄史观。我倒更笃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世界历史的动力!”。用这种观点研究千百万群众投身的运动才会得出正确结论;而绝不能像某些作者简单地断言为,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的活动不过是“盲目崇拜、盲目紧跟”或者“野心膨胀”的闹剧!自郐以下,更不足论!那般率尔操觚,图解政策,图解文件,难以令人信服,反而达不到“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预期目的,也未免对读者,尤其是对后代子孙太不负责!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很多,很复杂,这里不一一辨析考究。

    正由于那些作者掐头断尾,语焉不详,至今文革仍像谜一般令人费解。走到哪里,总有人问: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样回事?是什么使得广大群众激情燃烧,生死相许?

    显而易见,无量数的文本并未全部揭示那场牵动亿万人心的政治斗争实质。以至不但年轻一代,即便过来人也云罩雾障,疑竇重重。

    从2002年至2006年,我蛰居市郊,闭门谢客,独与天地精神共往来,潜心打造三部曲。写作文革和改革,尤其是湖北武汉的文化大革命。

    我认为,了解了湖北武汉文革的始末,至少也能理解平民阶层文化大革命的本质意义了。道理再简单不过:武汉的问题是毛泽东亲自处理的,武汉的斗争最激烈最复杂,武汉的7·20事件震惊世界……

    作者有幸同武汉两大派头面人物多有接触,所著《祭坛》和《迷惘》虽为小说,故事情节和主人公都有原始素材和原型人物作支持。

    本书要做一项前所未有的工作,以小说文学式样全景式演绎文革中城乡底层社会的恩怨情仇,剖析人们生死搏杀的理由。从而,显示中国城乡底层人民的普遍命运。使人们更加珍视和珍惜今天改革开放、和谐社会生活的来之不易。

    尽管有人断言:“小说艺术正在衰亡”。我以为,真正反映时代生活的小说,比历史更精细,比哲学更深刻,比诗歌更优美,比伦理更庄重,比政教更雄辩。况复,本书故事多为笔者亲历、亲见、亲闻;许多史实,鲜为人知。与其说是小说,毋宁看成带有风俗画的历史文本更来得确当。毫不夸张地讲,简直可供人文工作者当作资料研究、引用;寻找文学快感和人心描绘的读者,就像穿过时空隧道,身临其境地回到业已逝去的那个狂热时代作番耳目一新的游历……

    无疑地,这是部惊世骇俗之作。它可能触怒某些人。但是,我不能捏造历史,那有违一个作家的良知!当我回忆并描述一个个年轻、美丽、可爱的生命走向牺牲,满怀辛酸和痛惜。我的笔颤抖不已,情不自禁流下眼泪。仅仅为他们,我也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写出曾经发生的真实故事!

    文化大革命的宏大壮阔、纷纭复杂,让我感觉传统的叙事方式未免力不从心;也渲染不出那种气势逼人而又乱轰轰的时代氛围。于是,我决定用“多线头”、“发散式”编织,“反时序”、“互文”手法演绎故事。

   传统理论认定,“情节,人物性格发展的历史”,恰恰相反,我的人物是为情节设定的。以原生态人物推进故事情节。这绝非响应娜塔丽·萨洛特主张的“小说不应再描写人,而要过渡到对存在的质疑”。其实,我的小说也注重人物鲜活个性和地方风情的展开。总体而言,以标题结构情节,又迥异于中国古典的章回小说。《现代小说美学》作者利昂·塞米利安认为:“作家必须建立自已的形式”。那么,我不妨戏称这次探索是“标题结构”。

    我还将意识流、心理分析、黑色幽默、象征、魔幻、结构、存在、后现实主义等技法兼收并蓄,交相运用,乃至借鉴黄宾虹的“积墨法”展示故事和人物的“内美”,以增强表现力;然而,决不为了故弄玄虚,玩弄写作技巧而任意杜撰情节或者捏造无可相信的人物,向读者作“弯弯绕”。在繁忙的现代,生活节奏格外快,没有哪位读者愿意浪费时间奉陪着装神弄鬼,索隐猜谜。只有需要时,才采用某种表现手法,并尽可能不露痕迹地融入故事容量较大、中国读者喜闻乐见的白描里。这也许又是一个新尝试。诚如毛姆所言:“在艺术范围内讨论的话题并无是非可言”,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只是,写作时,在可读性、真实性和雅俗共赏等方面,我遵循传统原则,丝毫不敢懈怠,竭尽全力去做。

    《皈依》尚在修改。自2005年5月上旬中央电视台10台、1台在《见证》栏目相继透露我的创作计划,2006年又有几家报纸作了报导,很多人想一睹为快。遵从朋友建议,我将《祭坛》和《迷惘》两部描写十年“文革”的小说合为《祭坛》,先行选出若干章节发表,以就正于读者诸君。

    创作《狂飙》三部曲,让我真切体味到庄子所谓“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的畅快淋漓,怡然自得;同时也是次记忆搜索和感觉反刍的马拉松。多亏脑子管用,几十年的事历历在目。即便如此,修改时,我常强迫自已关上电脑,作深沉思考。

   1976年6月5日,身负沉疴,自知不久于人世的毛泽东说:我一生做了两件事。一是把日本侵略者“请”回老家,把蒋介石赶到台湾。这件事赞成和拥护的人不少;另一件事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件事赞成的不多,反对的不少。

   作为哲人般伟大而睿智的毛泽东的这段话颇耐寻味。一场关乎民族存亡的反侵略战争和一场关乎阶级翻身的解放战争,仅一件足以功盖万世,名垂青史;老人家却只视为“一件事”,而洪水猛兽般十年动乱的“文革”,伟大领袖竟与两场伟大革命战争相提并论,认作“另一件事”。事实上,抗日战争只用了八年,解放战争只用了三年时间。文革则历时十年!可见,“文革”在毛泽东心目中,份量何其重大,意义何其深远,禅机何其玄妙!

   毛泽东逝世28天,“四人帮”被一举粉碎,标志一个时代的结束。

    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每位作家写出的故事,只能以自已独特的经历、个性和风格形成各各不同阅读圈子并感动受众。但我自信,这部小说会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文化大革命!    

《祭坛》是那悲剧时代的一曲凄迷挽歌。
http://blog.sina.com.cn/llpy5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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