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ze=24][size=18]新发现的清代“广东水师海防图”[/size][/size]

　　湖北一位收藏爱好者日前出示了其收藏的一幅清代地图长卷。经笔者研究，这是一幅罕见的清中期广东水师海防部署图。比较现存的同类海防图，这幅图以其绘制精美细致、内容丰富翔实，应为同时期地图收藏的一件精品；其对清代广东水师的历史研究，也是一件十分有价值的实物。

　　本图纸本设色，展开一长卷，高２８公分，长４８２公分。全图起自福建水师防地最北端“乌龙江”及驻军的“定海所”，迄自广东水师防地最西端的北仑河口“交阯地”，包括中国东南沿海全线境域，并包括了台湾西海岸的部分。原图的绘制者有完好的绘画功底，全图以中国山水画的绘制方式，其山形屋宇用彩墨绘制，并对主要城市及近千处驻兵的督、抚、镇、标、汛塘有精细标注，并对沿海港口、水道、泊地及泊地海底泥质有详细注记。原图无图题，但另有一“大清国海防线驻军地图”手书题签，疑为后人书写。据收藏者介绍，是图系其八十年代在湖北麻城县扶贫时，从一福建籍施姓老妇处获得，图为祖传，原图的图题在文革时期为避乱而毁弃，但老妇也不记得原来的图题。从其收藏的来源判断，我们原以为这幅图与康熙年间施琅收复台湾战役有关，或为施氏后人的家藏；但仔细研究该图，发现其对广东水师的整个防地及部署有详细的注记，而对福建沿线，则只有一般地名注记。所以判断其必与广东水师有关，因而定名为“广东水师海防图”。

　　明清史中的海防图

　　海防图是用于记录有关海岸防御的重要地理要素的专门地图。由于航海技术的发展和沿海与倭寇斗争的需要，在中国古地图的绘制历史上，从明代开始，我国出现了专门的海防地图。如郑若增（１５０３—１５７０）的《海防一览图》、《万里海防图论》，在郑著《筹海图编》中，有《沿海山沙图》７２幅，绘制了自广东至辽东的沿海海域。并有广东、福建、全浙、直隶、辽阳海防各图。在倭寇经常出没的地区，还有一些地区性的海防图或有存世。

　　而郑和航海图（存于明末军事理论家茅元仪编辑的《武备志．海防》卷中）则记录了明末从江苏口岸至东非的整个航路情况。向达先生认为其成图于郑和第七次（１４３１—１４３３年）下南洋以后，以这一次远航路线为依据。这些海图的存在，证明了中国人对东南沿海以及外海的了解，并且说明中国人的航海技术在当时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中国测绘史》）

　　明末清初，由于拥兵台湾的郑成功对清政府的顽强抵抗，清政权内部多有大员倡议“禁海”。先有闽浙总督屯泰于１６５５年提出“不许片帆入海”，后有叛郑降清的黄梧提出“寸板不许下水”。因而有１６５６年、１６６０年清廷“禁海”“迁界”令出。三藩之乱后，清廷再下此令“上至福州福宁，下至诏安，沿海筑寨，置兵守之，仍筑界墙，以截内外”（夏琳《闽海纪要》）。１６６４年，广东水师成立（四年后裁撤）。１６７７年，福建水师成立。中国东南沿海成建制的海防部队从此建立。

　　清初，康熙朝曾大规模进行全国舆地图的测绘，迄今多有存本。我们可以看到的海防图也比较丰富。在星球地图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的中国古地图辑录《康雍乾盛世图．第三卷》中就有浙江、福建等地的海防图多幅，其中的“广东海防图”存于雍正九年（１７３１年）印制的《广东通志》中，图共１６祯，自澄迈县起，至南澳终。

　　嘉庆道光期间，沿海贸易的迅速发展和外夷入侵威胁的加大，使清政府对海防问题投入了更多的注意。尤其在鸦片战争前后，东南沿海海防成为中央政府特殊注意的要务。此间多有地图反映这一时期的海防部署、海岸情势、工事设施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藏有一长卷，名《闽浙海防炮台图说》，它细致描绘了福建、浙江所有海防炮台的具体样式。紫禁城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清史图典，道光朝》一书中，有故宫博物院藏多种版本的《清代广东水师驻防图》、《广东海岸图》以及虎门、中流沙、大黄窖炮台的彩色图卷。

　　这些地图对于了解明清海防建设留下了珍贵的形象史料，也对我们理解手边这幅“广东水师海防图”提供了系统的比较和帮助。

　　本图绘制时间推断

　　由于本图没有绘制款属，所以图上的地理要素是我们判断成图时间的重要依据。

　　史载，广东水师最早成军于康熙３年（１６６４年），水师提督驻顺德；至康熙７年由于海边平静而裁撤。嘉庆１４年（１８０９年）复置水师提督，驻虎门。其“直属部队（督标水师）”分为前、后、左、右、中五营，兼辖水师营、四会营、新会营。水师提督驻惠州，辖“水师主力”香山协左、右营，顺德协左、右营，新会协左、右营，大鹏协左、右营，赤溪协左、右营，清远右营、广海寨营、永靖营等。另有“地方部队”南澳镇右营（左营属福建），澄海协，海门营，达豪营，碣石镇标三营，平海营，归善城守营，潮州城守营，饶平营，黄冈协左、右营，龙门协标左、右营，高廉镇辖阳江营、电白营、碣州营、东山营等，合计各营战船约有４００余艘。（《清史稿．兵志》）查这些部队番号在本图中大多皆有标记，图上另有雷州协、海口协、钦州营等番号为史料所无。由此证明本图可以肯定是一幅广东水师部署图。其成图时间的上限应在广东水师成立的１８０９年以后。

　　另据史料，虎门海口的炮台以横档、南山两处建筑最早，均在１７１７年前后。１８００年于沙角添建炮台一座，又于南山炮台的西北面添建镇远炮台一座。１８１７年两广总督阮元视察虎门海口，决定在大虎山增建炮台一座（阮元《广州大虎山炮台新建碑铭》），１８３０年在大角山又添炮台一座。１８３４年冬天，关天培任广东水师提督，不再对大角、沙角两炮台加强建设，重点对南山、镇远、横档三处炮台进行重点加固和改建，并将南山炮台改名威远，又在西岸芦湾山脚构筑永安、巩固炮台。１８３９年又在武山的威远炮台西面增建一座大型炮台，名靖远（王宏斌《清代前期海防：思想与制度》），使珠江口成为火力和设施最强大的系统海防阵地。

　　查本图，其有南山、横档两处炮台，其中横档显然为大型炮台。在沙角一带有“磐头台”、“茅州台”标记，但不明确是否为炮台。在南山炮台以西有炮台，注为“三门炮台”。而在大虎山、芦湾山等处均无炮台标记。鉴于本图的标记精确到“汛”，图上有数以百计的汛塘驻地标记。清军绿营中以营为基本单位，营以下为汛塘哨卡。据茅海建先生研究，清军每汛以“数名、十数名、数十名、极少数为数百名”（茅海建《天朝的崩溃》三联书店１９９５年４月第１版第５１页）。似这样“连排级”的单位都有标记，便不可能遗漏炮台这样重要的火炮工事。于是我们根据图上炮台构筑的有无，推断本图绘制时间的下限，应在１９世纪初叶，即１８１０至１８１７年之间。至于“磐头台”、“茅州台”是否为沙角炮台的正式名称，“三门炮台”是否就是“靖远炮台”？还有待史料证实。

　　鉴于本图绘制时间的上下限十分接近，我们进一步推断本图与广东水师的正式成军有密切关系，很可能反映的就是广东水师成立初期的整个部署。

　　图上看广东水师编制与训练制度

　　清军的官制自皇帝以下可分为—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等六级。除总督和巡抚亲率督标和抚标约２至５营外，一省军事体制分提、镇、协、营四级。在本图广东方向中，可见南澳镇、碣石镇、顺德县左翼镇等镇标所在地，还有黄冈协、澄海协、虎门协、春江协、雷州协、海口协、龙门协等协标所在地。营、汛以及驻地标记则更加密密麻麻。

　　值得注意的是图上还有“所”一级的标记，显示出明代军制到清中叶的影响。其表示图形如同镇标，甚至比其还要醒目。卫所是明初的重要军事建制，在京师及各要害地方设置卫所，屯驻军队。大抵数府为一个防区设卫，下设千户所和百户所。军士有军籍，世袭为军。但到了明中叶，屯田多被吞食，军士破产散亡，军事意义上的卫所形成了新的居住中心，于是有了后来的天津卫、威海卫。在这幅图上“所”一级的标志广东方向有大成所、蓬州所、碣石左营甲子所、碣石右营捷胜所、锦囊所、乐民所，福建方向有定海所、福泉所等。

　　为了及时发现敌对目标和海域的安全，清代沿袭明代旧制，也实行了巡洋会哨制度。即按照水师布防的位置和力量划分一定的海域为其巡逻范围，设定界标，规定相邻的两支巡洋船队按期相会，交换令箭，以防官兵退避不巡等弊病。康熙中期，广东海域的分巡责任为：东路于拓林设把总，哨至猪头礁，与碣石会；碣石设把总，哨至大星洋，与南头会；中路于虎头门设把总，哨至三角洲，与广海会；广海设守备，哨至黄麂门，与北津会；西路则于阳电设参将，哨至赤水洋，与白鸽会；白鸽门设把总，哨至海岸港。每年三月初十，碣石镇与南澳镇右营会哨于深澳；左翼镇与春江协会哨于广海大澳；海安营与海口营参将会哨于白沙，尔后巡回本路龙门，与龙门协副将会印通报。五月初十，碣石镇与左翼镇会哨于平海大星澳；春江协副将与海安营游击哨于硇州。八月初十，澄海协副将与香山协副将会哨于平海大星澳；硇州营都司与吴川营都司会哨于广州湾。十月初十，南澳镇与澄海协副将会哨于莱芜；香山协副将与吴川都司会哨于广海大澳；龙门协副将与海口营参将会哨于白沙。（王宏斌《清代前期海防：思想与制度》Ｐ７６）

　　尽管当时人评价这类会哨出师徒有形式，“名曰出师，乃南澳出师不过长山尾，澄海出师不过沙汕头，达豪出师不过河渡，海门出师不过猷湾，碣镇出师不过甲子天妃庙，坐守数月，及瓜而还，罕有离岸十余里，试出海面优游者。商船被劫，虽城下也诿之外洋，虽营边也移之邻境，彼此互推，经年不倦。” （蓝鼎元《潮州海防图说》，《鹿州初集》卷１２ ）但这制度存在本身毕竟说明这是一支有着出海巡逻制度的正规部队。

　　在这幅“广东水师海防图”上，凡镇、协之间的海域中，均有一段与港口航路有关的注记，这类注记全图共有几十条，详细注名航路里程，锚泊地水深，可泊战船数量，能否避风以及海底泥质。如南澳镇与澄海协之间的注记为“澄海南港由外海至河渡门约九十里，河渡门至达濠二十里水深五六尺能泊（左舟右居）船四五十只，可以避风系泥沙地”。汕尾至平海间的注记为：“汕尾由外海至平海港约一百里，至平海城十里，水深两丈，能泊赶（左系右曾）船一百只可避风沙泥地”。所谓“（左舟右居）船”、“赶（左系右曾）船”皆系广东水师的外海战船。由此可见，这些航海标记完全是为水师准备的，这些注记所在的位置，则显然与水师会哨有关。

　　绘制、图例和作者研究

　　这幅“广东水师海防图”是一幅一字式长卷。这是我们在明清海防图中经常看到的成图方式。如，著名的《郑和航海图》，我们今天见到的复制品有１８公分宽，５２０公分长。《中国测绘史》载，存世的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年）《万里海防图》为一长卷；同年编印的《江东形胜图》，自辽宁至越南共１７幅图，连接起来也是２６公分×５１０公分；同书中提及嘉庆年间编印的《七省沿海图》，虽未标具体尺寸，但说其“均系传统的写景画法，自北而南连续画出”，这显然也是一字式长卷。茅海建先生曾指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闽浙海防炮台图说》是一长卷。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清史图典．道光朝》一书中载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广东水师驻防图》，该图肯定也是一幅一字式长卷，而且与我们研究的这幅“广东水师海防图”表达的是同一海陆地域和同一内容；根据局部图片看，湖北的这卷图比故宫的藏图，在表现的地理纵深和地理要素上，要丰富许多；在绘画技巧上，也是鄂图要精美许多。（局部比较图）

　　一字式成图对于表现海防、江防这样的内容，显然比一般按比例尺成图的方法要形象直观许多。它沿海岸线展开，体现重要的海陆地理要素和军事地理信息，对布防、要点和航道要素具体描绘，可以直接反映全局态势。这种方式的主要缺点在于没有固定的地理向度，东西南北关系按海岸线顺时针旋转，在图上看不出精确方位。其实际使用价值会受此局限，尤其是无法直接使用于海岸防御作战和航海中精确方向的辨别。因此，这种图更适用于需要总揽全局的高级指挥员及幕僚，应属于战略部署图。而有战术上使用价值的图，大概要算那些《炮台分图》的册页了。

　　自康熙朝致力于全国舆图的大规模测绘后，中国地图的测绘已经引入了经纬点控制、河流源头调查以及比例尺缩绘等方法。在地理要素的表现上，也更多的使用相对抽象的方式，即按比例尺表现总的山系水系关系和居民地位置。但在山脉的表现上，还有“纪实”色彩，即以连续的山峰形状（也叫“笔架形”）表示山脉；只是到上世纪初，才有蓊晕法表示山脉。在地图绘制技法整体成熟以前，在中国地图中，用国画的山水或线描画法表现地理关系的，仍时常见到。我们见到的一字式长卷便普遍使用这种方法表示山系水系关系。其方法是：以以陆海基本轮廓表现海陆分界关系，以双曲线表现水系，再以独立、连绵、大小不同的山峰图样，表现不同的山系。

　　可以说，对那时候非专业的地图绘制者来说，山峰的绘制，是最能表现其绘画技能的一个自由空间。这真是一个有趣的细节：同样是山，我们在“广东海防”图（１７３１年印制）中看到了细致旖縻的白描的山（Ｐ２３１）；看到了线条有节奏钩勒，然后再施彩的山（故宫藏海防图）；还看到了由钩勒、皴染表现的山（澳门全岛图）。而这幅“广东水师海防图”更在绘画技法上大肆张扬，不但有山形，还有草木庙塔；其山形不仅个个不一，有线条，有皴染，有山间的营地（大鹏营左）。更有如南澳岛的绘画，将山形与海陆关系融为一体（见图）；而画金门岛时，则索性将一架山的外边沿轮廓体现为全岛的外部轮廓了！（见图）

　　图例是现代地图中用抽象图形表达地理要素的重要方式。其规范的方式，上世纪初叶才在中国地图中出现。清代海防地图中，尽管没有规范的程式，但在主要地理要素的表达上，是有清晰的标示语言和承继关系的：重要屯兵地，由有垛口的城墙围拢环形标示，如“广东海防”图、《清代广东水师驻防图》、本图。汛塘哨卡，由建筑和旗幡组成，如《郑和航海图》、“广东海防”图、《清代广东水师驻防图》、本图。海岸防御炮台，由堡形建筑与旗幡标示，如《清代广东水师驻防图》、本图。本图的特例，是有不规则分布出现的如尖状谷仓或蜡炬状的图示，笔者的初步分析，应为军用粮仓或火药库之类广东水师的后勤基地。

　　由于本图没有图题和任何作者题款，这幅沦落民间却有着重要研究价值的海防图的作者，几乎无从寻觅。我们只能根据现在收藏者谈及的收藏过程，对其进行某种推论，并提供一点线索。

　　史载，有清一朝，经过了康熙—乾隆，光绪两次大规模的全国性地图测绘工作。这种大范围的地理测量应当是有全国性协作组织工作方能进行的。光绪十二年（１８８６年），为进行《清会典图》的测绘，就专门成立了会典馆，并专门发文，制定规则，要求以各省为单位，按要求测绘上报。鸦片战争前后，东南沿海形势紧张，测制有关沿海图的要求急迫，从目前见到的这类地图大多收藏在故宫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推断，应是这时地方测制并上报中央的。如是，则这份流于民间的“广东水师海防图”，恐为当时上报地图的底图，并为该底图的收藏者带入民间。

　　鉴于本图的最后藏地在湖北麻城，则本图的原藏者当与该地有关。笔者在研究中发现，明清之际，有两位于史有载，并且对海防问题有专门研究的的官员学者均为麻城人。一为周宏祖，周为明嘉靖３８年进士，《明史》有传。他的《海防总论》不仅是清初海防部署的重要理论依据，而且是清代前期海防地理研究的重要基础。另有张鹏（左鬲右羽）（１６４９—１７２５），也是湖北麻城人，张康熙９年进士，后出任浙江巡抚，以兵部侍郎视察江南，升迁尚书、两江总督。以边防、江防、海防遗奏著有《奉使俄罗斯行程录》、《河防志》等，他的海防思想见于《江防述略》等文。或许这种共通的麻城乡籍和对海防问题的关注并非偶然？但周、张二人在世的时间又显然与本图的绘制年代（１８１０—１８１７年间）有违。可惜原藏的施姓老妇已经作古，于是本图的作者有可能成为一个永远的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