茫茫乾坤方圆几何，
长传我千百年民族魂魄。
旧日宫墙，寻常巷陌，
是谁把英雄的故事一说再说。
走马扬鞭翻山过河，
轻生死重大义男儿本色。
几番起落，风云振作，
赶他个天时地利与人和！
一部荡气回肠的《水浒》曾陪伴多少代人度过了他们的难忘的青少年时期，而梁山众好汉最后的悲惨结局又令多少人为之肝肠寸断、黯然神伤！正因为这个原由，近段时间我饶有兴趣的陆续从各网站上搜集十年砍柴《闲看水浒》一文的章节以饱眼福。说实话这本书很不错，让人读后感触颇多，受益非浅。十年砍柴以他那种读书特有的敏锐触角、独特视野，用通俗易懂、不乏黑色幽默的语言对众好汉被逼上梁山的因果关系以及对宋朝的宗法制度进行了层层剖析，深刻揭示了在中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体制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是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和政治愚民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几千来潜移默化的缘故，使得这种体制逐渐成为普通民众自觉的选择。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莫大的悲哀！十年砍柴通过对历史规律的穷追猛挖并以此来烛照令人忧心冲冲的社会现实，表达了一个传统文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中国自有皇帝以来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部官与民斗的历史。施耐庵、罗贯中所著的《水浒》就是这样一部描写官与民斗的代表性文学作品。这部小说主要表达了两个中心思想：一是揭示了官逼民反这条亘古不变的历史规律；二是宣扬了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忠君思想。对于后一点我们不能以现代人的角度来吹毛求疵，毕竟作者所处的年代使其有着不可暨越的历史局限性。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水浒》的作者对梁山众好汉的态度虽不能说是肯定的，但至少是持同情的态度。这从书中作者对梁山众好汉并没直呼其为“强盗”、“反贼”，反而这些词语都是从高俅、李虞候之流的官吏口中呼出的事实中可以得到佐证。但我们从《闲看水浒》一书中读出的十年砍柴的态度又如何呢？
我们先来引用书中的一段话：“我们的祖先造字组词很有智慧，将强盗说成“绿林人士”和“草莽英雄”，将做强盗说成“落草”，这种命名大概不仅仅因为强盗总藏在深山中，也许还因为他们的生存方式，处事原则更接近人类的共同发源地—大林莽中的诸多动物。”------从上文可以看出作者对民间把强盗说成“绿林人士”和“草莽英雄”很不以为然，其口气与高俅之辈是何等的一致，其言语中充满了对梁山好汉的全盘否定以及恶毒攻击，真不知他是站在何人的立场来看待这场农民起义的？作者不会不知道梁山好汉为何要造大宋朝的反吧？难道只要梁山好汉们不当“强盗”、“反贼”而顺了作者的意做了大宋朝的顺民，作者理想中的“法治社会”就能建立起来？只怕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吧！不仅不能，反而只会让秦始皇“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的美梦成真，那我们现在还会在三呼万岁声中继续当皇帝老儿的臣民。滑稽吧！要在一个至今还没有根本脱离专制体制的国家里通过和平方式建立“法治社会”，无疑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空想！别忘了西方民主也不是凭空建立起来的，而是通过血腥的资产阶级革命从封建势力手中夺取政权后才建立起来的，因为任何一种政治力量或任何一个既得利益集团都不会甘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必然会进行垂死挣扎。
在中国社会里究竟什么人会持这种观点呢？据我分析无外乎两类人：一类是“强盗”的死对头皇帝、官吏；一类就是文人。自古以来“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文人瞧不起“强盗”也在情理之中。十年砍柴本是湖湘之地一小山坳里的砍柴娃，通过中国特色的“科举”而成为京城某大报的记者，是一个属于准精英阶层的标准文人。我想十年砍柴亦不能免俗吧！但文人也分两种：一种是隶属于统治阶级或某些利益集团的御用奴才；一种是特立独行自命清高的文人。不容置疑的是十年砍柴先生写此书的目的，他通过对封建专制统治下“吃人”的人治社会无情的揭露和鞭鞑，强烈表达了他渴望在中国建立一个民主、法制、文明的法治社会的良好愿望，进而让国民从此告别令人心酸的“水浒情结”，其一片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跃然纸上。但十年砍柴在书中对梁山好汉这些所谓的“强盗”、“反贼”所流露出的强烈的恶感和偏见直接影响到他对梁山起义及梁山精神缺乏正确的认识和评价。基于这个原因，我认为作者不仅不能达到他写作的初衷，相反甚至会像蒋介石诬蔑共产党为“赤匪”、“共匪”一样起到误导不明真相的广大民众的负作用。这种对农民起义“妖魔化”的做法客观上有利于统治阶级继续维持其专制独裁统治，实质就是一种“愚民”，这实在不应该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的所为。至于十年砍柴到底属于哪一类文人我不敢妄议！
在十年砍柴《闲看水浒》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梁山人中许多是被迫为寇的，但他们的组织结构和朝廷无异，他们的行事原则和官场无异。如果李逵不是做游戏而是真的坐衙寿张县，当了县太爷，他能给当地百姓带来公正么？显然不能。如果宋江真的能打到东京夺了皇位，世上就没有高俅、蔡京么？显然不会。因为从刘邦到朱元璋，历史已经一次次证明，奴隶做了主子，往往比以前的主子更狠。”------从上述这段话中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如果梁山起义也象刘邦、朱元璋那样成功地夺取了政权，作者绝对不会称梁山好汉为“强盗”、“反贼”。以作者持有“成者王候败者寇”这种陈腐的价值观得出这样的结论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也说明作者完全不是以一种正确的历史观来“闲看”《水浒》的，那么其所提出的某些观点也就不能让人信服了。
首先，作者认为即使宋江等人成功地推翻了大宋王朝建立了一个新王朝也只会变得比前的主子更很，并不能给人民带来任何福音，只会破坏现有的社会秩序，徒劳地增加人民的苦难。这种顾虑看似很有道理，其实是一个很荒谬的逻辑。作者只看到了梁山事件的结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现状，却没看到梁山事件本身的意义，忘记了“官逼民反”是个亘古不变的历史发展规律，是推历史向前发展的一个原动力。其次，文人们一向是不赞同使用暴力来解决问题的。虽然他们不齿梁山好汉们“以暴制暴”的那种行事方式，但他们又拿不出更好的解决办法来，老话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不正说明了文人们的这种无奈吗？他们无法理解面对“苛政猛于虎”的国家暴力，林冲们除了“以暴制暴”别无选择。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绝容不得半点“妇人之仁”。所以吗文人只适合爬爬格子，做做学问，若参政则只能做个军师、幕僚什么的。“百无一用是书生”说的就是文人是成不了什么大事的，连战宋楚瑜这两个政治学博士斗不过陈水扁这个政治流氓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
一般说来，专制制度的本质决定了在一个王朝的内部要想通过改良运动来推动社会政治制度的进步、改善人民的生存状况几乎是不可能的，这说明专制制度本身并没有进行自我调节的机能。那么就只能借助外部来帮它完成，当然在那个时代并没有象美国这样四处推销它的民主制度的国家存在，那就只能靠广大的民众来帮它了。既然王朝内部的和平方式都不行，民众就更不可能采取这种方式，那就只有唯一的办法：暴力。中国的百姓其实最善良，只要不是被逼到走投无路时他们绝对不会轻易使用暴力，梁山众好汉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被逼上梁山的。虽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象阮氏兄弟、李逵这般是货真价实的草民，而是官府的小吏，但他们从本质上来讲还是属于受压迫的最底层，况且这些头领的手下都是些穷苦农民。作者在书中下结论说梁山起义不是农民起义而是小吏造反多少有些牵强。
十年砍柴说奴隶做了主子往往比旧主子更狠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大凡读过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通过暴力夺得政权的新王朝鉴于前朝灭亡的教训，往往会对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制度作出重大的改进以与民生息，这些措施往往在王朝的前期执行得很好，但由于在人治社会里没有有效的法律制度作保障，在王朝的后期，那些不知柴米油盐贵的守成皇帝完全丧失了他们先辈的忧患意识，所以这些措施也就不可能得到很好的执行，于是社会矛盾又开始激化起来，直到这个王朝又被新王朝所代替为止。中国的历史就是在如此循环往复的怪圈中迈着沉重的步伐艰难地向前行。虽然步履缓慢但毕竟是在向前行，如果没有林冲等辈的“造反”中国的历史就只能在原地踏步了（不可否影响历史发展的因素很多，但在农耕社会里农民问题才是内因中的主要矛盾）。否定农民起义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就是否定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这一论断！
十年砍柴在《闲看水浒》中评价李逵是一个“天生的强盗”，这个评价是完全正确的，只是有点太“损”了，这是由于作者错误的历史观和价值观造成的。应该说李逵是一个“天生的革命家”。其实李逵是《水浒》中整个大宋朝里头脑最清醒的一个人。他一句“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我只是前打后商量。”的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整个社会一切矛盾的症结所在。其实在当今社会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想《水浒》的作者施耐庵、罗贯中写此书的目的就在于此吧。找出了社会的症结就该对症下药、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了：施、罗二位选择了皇帝，李逵选择了手中的板斧，要是让你选择你又会选什么呢？我估计你也没辄（不要跟我说你选择的是民主，在目前只能是画饼充饥。）。既然没有更好办法那么李逵的板斧也未尝不是一种办法，而且对于李逵所处的年代来说这也只能是唯一的选择。所以李逵义无反顾地举起了他手中的板斧来对抗这个腐朽透顶的人治社会。难道我们有权指责李逵的这个做法是错误的吗？
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有这样一段话：“炸弹在未爆炸的时候是矛盾因一定条件共居于一个统一体的时候。待至新的条件（火星）出现才发生了爆炸。自然界中一切到了最后要采取外部冲突形式去解决旧矛盾产生新事物的现象，都有与此相仿的情形。认识这种情形极为重要。它使我们懂得，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 -----这段话揭示了一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就是其外在的具体表现形式。所以说林冲等人被逼上梁山有着其历史的必然性。
有这么一个故事：相传古罗马的皇宫里养着一支猴子军团，成百上千的猴子被关在一个封闭的大院内。人们训练它们列队出操，分对搏斗，目的是为了登台表演，供人取乐。
军团大院内摆着一把铡刀，每只猴子捉进来时，都要把它们的尾巴铡掉一截，通通只留五寸那么长，成为这支军团猴子的标志。铡断尾巴肯定是很痛的，被铡的猴子又蹦又跳，发出凄厉的叫声，自己舔着流血的尾巴伤心不已。铡断了尾巴的猴子从此变得驯服，没有尾巴可翘了，训练起来当然就容易多了。
特别耐人寻味的是，这种铡尾巴的入团规矩开头是由人来执行的，到后来就由那些先来的猴子代劳了。每只新来的猴子一塞进来，猴子们就一拥而上，把它按倒在地，动作利索地把它的尾巴铡掉。当刚铡掉尾巴的新来者凄惨地嘶叫的时候，猴子们却围着它欢蹦乱跳，兴高采烈。每只猴子都经受过这一规矩带给它的痛苦，但每只猴子又都参与执行这种规矩来对付它们的新伙伴，并从中得到乐趣。一代接着一代，猴子军团存在多久，猴子铡猴子尾巴的规矩就持续多久。
由此可见，奴性这种东西具有惯性和传染性。它使被奴役的对象机械麻木、丧失灵魂，这么残忍的规矩也会被当作是正常的并且自觉地传承下去，使大家见怪不怪、习以为常。
当一个国家的民众对于自身的正当权益甚至是生存权屡遭侵犯时也象猴子一样麻木不仁，并把它视为一种见怪不怪的正常现象以此来获得心理平衡时，如果没人敢于站出来带头起来反抗，那么这种奴性心理就会以它特有的惯性一传十、十传百从而浸淫到全体国民的血液里、骨子里。试问这样的国家、民族还有何希望、前途可言？
就拿当今社会来说，虽然广大民众对社会上的贪官污吏深恶痛绝，但又不敢站出来抗争，民众这种无助进而无奈的心态反过来又会助长贪官污吏们的嚣张气焰，促使他们更加有恃无恐，变本加利。如此恶性循环就让民众对这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慢慢地习以为常了。而一但当他们中有人做上了官，他就会像猴子对其它猴子执行“铡尾巴”这种荒唐规矩一样自觉地执行“无官不贪”这个不成文的规矩，从而理所当然地随落成为一个贪官。所以当今社会这种腐化的社会风气的形成，身为社会一份子的我们都负不可推卸的责任，谁都不能脱离这个干系。只有你我他大家一起来在寄望于“明主”、“包公”的同时，更要像林冲们一样对社会不正之风敢于起来“反抗”，促使政府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修补官员监督中的法律死角，根除官员考核中存在的严重弊端，加大对贪官污吏的惩治力度。唯有此才能根除腐败，扭转不良的社会风气，进而在中国建立起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
其实在中国专制制度并不是铁板一块，作为民主政治的一个象征——政党，在上个世纪初的中华大地上就出现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如果不是历史开了一个玩笑，抑或是一个恶作剧，那中国现在一定是国共两党或更多的党派轮流执政的局面，也就不会有台湾问题的存在了。造化作弄人，真是令人遗憾啊！幸运的是随着国民党主席连战的大陆之行一定会给中国的民主改革带来一股春风。当然民主制度在解决官吏腐败方面确实有它一杆见影的奇效，但它也不是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别指望它能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而杂的国家里，一定会在其实施过程中碰到很多不可预知的问题。但不管怎么样关键还是我们现在就要有所作为，而不能空等民主从天而降。否则以国民现在这种连最基本的维权意识都没有的素质，还敢遑言什么民主法制？就算明天给你民主也只能象格鲁吉亚、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这些国家一样消化不良，天下大乱。维权意识从实质上来说就是人的一种反抗精神。林冲等人上梁山起来“造反”的意义不也正在于此吗！所以说梁山事件有着其现实的必要性。
十年砍柴认为梁山众好汉是一群“匪性”加“奴性”的强盗我坚决不认同。要说“匪性”吗我多少有点认可，没点“匪性”的人还真没那个胆“造反”；至于说勇于抗争、敢于“造反”也是一种“奴性”的话，我敢说天底下再没人敢说自己没有奴性！难不成是那些身上不沾“匪性”的文人？别忘了当今社会没骨气的文人比比皆是，这些人“匪性”倒是没有只是多了一些媚骨，马立诚、徐根荣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要说梁山上没有一个人有奴性也不是实情，我还真找出了这么一个，这人就是那个非要当什么赵君王家奴才的投降派宋江。每每想到到梁山众好汉就是因为此人的一己之私念而落得个悲惨结局收场我就恨得牙根嘎嘣作响。我还真希望我们这个社会多些象林冲这种铁骨铮铮的“强盗”，少些投降派宋江以及贪官污吏。这也就是十年砍柴笔下所谓的“水浒情结”吧！
十年砍柴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现在中国正处于一个转型期，要尊重规则，告别梁山可能是许多人共同的愿望，国民要告别心中那些不合时宜的“水浒情结”。如果《闲看水浒》能够产生这些影响，那么他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另外一个名叫冉云飞的文人干脆把《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这些名著，顺便还捎上那些新旧武侠小说说成是中国人最基本的精神自慰品。他在一篇名为《国人的精神自慰品：乱读十年砍柴<闲看水浒>》的文章中是这么写的：“《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这些妇孺皆知的所谓名著，乃至新旧武侠小说，构筑了中国人最为基本的精神自慰品。自慰品哪怕再能掀起高潮，都不可能代替元气淋漓的精神滋养所能带来的快感，它只不过满足了小民百姓对几千年来无赖的专制社会的意淫式革命，丝毫无助于改善社会不公平的残酷现实。不管是以均平富相标榜，还是以为人民服务作诱饵，老百姓始终在其间自取其辱和受他人侮辱。换言之，这些自慰品的内核便是：胡乱杀人、官官相护、强权有理、你死我活、赢家通吃。探讨这些东西为什么在中国广受欢迎，历久不衰，极有土壤，便会得出令人惊异的结论：即中国人普遍的意淫状态和阿Q式的精神自慰，已经成为整个中国人集体无意识的尚好，从而在自己遭受奇耻大辱和渊深似海的苦难中解脱出来，以便苟活下去，成就一点自己哪怕微渺的动物需要，暴民和奴才便是所有民众赢得动物需求的外在体现形式。 ”
难道说水浒情结真的不合时宜了吗？《水浒》、《西游记》等名著真的是国人的精神自慰品、精神鸦片吗？
所谓情结其实就是一种精神寄托，所谓水浒情结和包公情结一样都是百姓对社会现实强烈不满的一种情绪渲泄，是对社会不公的一种无助进而渴望有一群梁山英雄或有个包公一样的清官来拯救他们。难怪乎梁山上那面“替天行道”的杏黄大旗一竖起即刻招至天下英豪争相来投，真可谓影响巨大的品牌效应啊！相对于神话、童话这些小孩子喜爱的文学作品来说，《水浒》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算得上是一部“成人童话”。无论是神话还是童话，它们都无一例外地表达了人们对来自于自然界或人类自身的一切邪恶势力的一种抗争精神，以及对一个超脱现实的理想世界的向往。
那么什么是神话或童话呢？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是这样定义的：“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这种神话中（还有童话中的）千变万化的故事，因它们想象出人们征服自然力的情形而能够吸引人们的喜欢。如果说神话中人们想要征服的是未可预知的自然力，那么在成人童话《水浒》中人们想要征服的则是暴政、强权。只要这个社会还存在着不公正的政治经济秩序，存在着暴君、贪官污吏，那么人们就永远不可能告别梁山，水浒情结也就永远不可能自行消失。难道这样一种水浒情结真的不合时宜了吗？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神话表达了人们渴望征服、支配自然力的良好愿望，《水浒》则表达了人们渴望拥有一个公正、公平的生存环境的良好愿望。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国人的精神自慰品、精神鸦片吗？如果将人们这样一种追求美好事物的本能视为洪水猛兽，那么只能说这是书生极其极端的迂腐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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